魏纪中专栏，总局对运动管理中心职能重叠 管办不分痼疾待解

体育界资深人士魏纪中在其专栏文章中，再次触及中国体育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——国家体育总局与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之间长期存在的“管办不分”现象，魏老指出，尽管历经多轮改革，但这一结构性矛盾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事业向更高水平、更专业化、更市场化方向的发展。

所谓“管办不分”，简而言之，是华体会权威直播指行政监管职能与具体项目运营、办赛职能集中于同一主体，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，这些中心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集中力量办大事、快速提升特定项目竞技水平的积极作用，它们既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事业单位，行使对该项目的行政管理、政策制定、国家队组建与训练等“管”的职能；又往往直接或通过关联方介入该项目国内联赛的运营、商业开发、市场推广等“办”的具体事务，这种双重身份,使得中心在角色上时常面临冲突。

魏纪中在专栏中分析认为，这种模式在当下暴露出诸多问题，它容易导致行政权力对市场机制的不当干预，当管理中心同时是联赛的“监管者”和“经营者”时，难以保证竞赛公平、资源分配公正以及市场规则的统一透明，在赛程安排、裁判选派、商业权益归属、争议处理等方面，可能出现偏向性决策,影响职业联赛的健康生态。

“管办不分”抑制了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的活力，由于核心资源和决策权高度集中在管理中心手中，各类俱乐部、社会培训机构、赞助商、媒体等市场参与方往往处于从属地位，其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，这不利于形成多层次、多元化的体育产业体系，也使得项目发展过度依赖行政指令和财政投入,抗风险能力和自我造血功能偏弱。

这种体制加重了管理中心的负担，使其既要应对竞技体育的“金牌压力”，又要操心市场的“盈亏问题”，行政事务与商业运营交织，可能导致两方面都难以做精做深，也使得体育总局作为更高层级的宏观管理部门，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具体项目的微观事务中，影响了其本应强化的战略规划、行业监管、公共服务等宏观职能的发挥。

魏纪中回顾了过往的改革尝试，从早期的“项目中心实体化”，到后来推动部分项目协会与中心“脱钩”，其初衷都是为了厘清职能边界，在实际操作中，“脱钩不彻底”、“明脱暗不脱”的情况并不少见，许多协会在人员、财务、场所、决策等方面仍与中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协会的独立法人地位和自主运作能力未能完全落实，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，体育总局对中心，中心对协会，依然存在着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,而非纯粹的行业指导与监管关系。

专栏进一步指出，深化改革的难点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路径依赖的打破，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惯性与资源支配模式，使得改革必然触及深层次权益，在确保国家队竞技成绩稳定这一“硬任务”面前，任何改革都可能被视为潜在风险，导致步伐谨慎甚至停滞，如何平衡“保备战”与“促改革”的关系,是一大考验。

面对未来，魏纪中提出了若干思考方向，其一，坚定“管办分离”原则，进一步明确体育总局、运动管理中心、单项体育协会、市场运营主体各自的权责边界，体育总局应更侧重于宏观政策、法规标准、发展规划、监督评估和公共服务；运动管理中心应逐步将经营性职能、赛事组织等具体业务剥离，真正回归到政策执行、国家队建设管理、后备人才培养等核心行政服务职能；协会则应加快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和市场化运作，成为行业自律、服务会员、组织赛事（尤其是非奥和大众赛事）的主体。

其二，健全法治保障和市场规则，通过完善体育法律法规，将各类主体的职能、权利和义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，减少行政随意性，建立公开、公平、透明的行业准入、竞赛管理、权益分配和纠纷解决机制,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

其三，创新国家队建设与保障模式，探索通过国家任务委托、政府采购服务、与社会力量合作共建等多种形式，来保障奥运争光计划，而非仅仅依赖行政体系内的封闭循环，这既能引入竞争、提升效率，也能为“管办分离”创造条件。

其四，加强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，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法治意识，运用大数据、信息化等手段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,构建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的治理体系。

魏纪中最后强调，“管办不分”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，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方向必须明确，步伐应当坚定，这不仅是适应全球体育发展趋势、激发体育产业内生动力的需要，更是推动中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，实现体育事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，理顺这一关系，对于备战未来国际大赛、繁荣体育经济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体育生活需求，都具有深远意义，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，如同一场马拉松，需要耐力、智慧和勇气，而其终点，必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活力、更富效率的中国体育新格局。